螺絲

學英文-幫中國勞工索賠就是幫日本

　　近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焦點不斷。先是以天津籍勞工邵義誠為原告之一的西松安野勞工案達成和解，西松公司向360名中國受害勞工支付2.5億日元（相當於1886萬元）；之後日本仙台高級法院于上周對山形縣酒田港勞工案二審判決，以“《中日聯合聲明》放棄了中國公民的個人索賠權”為由，駁回了原告訴求。

　目前，涉及大轟炸、細菌戰、慰安婦、勞工的多起民間索賠正在進行中，僅勞工索賠就有福岡案、群馬案、宮崎案、酒田案等7起訴訟。新近和解的西松安野勞工案，無疑將對今後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成敗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昨日，一直活躍在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事業中的日本知名學者田中宏來到北京，就對日索賠案做了專題報告。在會議間隙，田中宏接受了本報的獨家專訪。
　　 11月20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秦剛表示，中國政府在1972年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是著眼于兩國人民友好相處作出的政治決斷，對日本地方法院對這一條款任意進行解釋表示強烈反對，這一解釋是非法的、無效的。秦剛指出，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強征和奴役中國人民，是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嚴重罪行，也是迄今尚未得到妥善處理的現實重大人權問題。中方要求日方以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妥善處理有關問題。

　　焦點對話

　　我要糾正日本的歷史觀

　　城市快報：作為一名説明中國人對日索賠的日本友人，你是眾多中國人關注的物件。此前關於你的報導不少，但細節不多。你是怎麼走上這條路的？其中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機緣和動機？

　　田中宏：在我之前，家人並沒有到過中國。我出生在東京，父親是一名小學老師，母親是一名家庭主婦。小學三年級時，二戰結束，東京變得特別動盪，我們被迫返回老家，我是在鄉下長大的。之所以選擇學中文，得益于伯父的指點。1953年我讀高中時，中日兩國還沒有建交，很多日本的年輕人熱衷於學英文，身為報社記者的伯父就跟我說：“你不要跟風歌倫比亞，應該學中文。日本今後應該跟中國有密切的交流，學中文一定會派上用場。”

　　城市快報：大學畢業後，你進入一家“關照亞洲留學生”公益性組織工作，這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呢？

　　田中宏：我的大學有棟亞洲留學生的宿舍樓。在那裡，我認識了不少來自朝鮮、新加坡、越南等國的夥伴。通過與這些留學生的交流，我受到了不小的觸動。

　　1964年4月29日正值日本的國慶日，政府給許多二戰時期的日本軍人授勳頒獎，這讓很多留學生感到憤慨。他們激動地說：“你們國家為這些人頒獎的同時，知道不知道很多因為戰爭死去的人也有一份同樣的名單？”一名留學生告訴我，日本侵略者在新加坡屠殺了很多人。而此前，我雖然在學校接受教育，對此卻一無所知。此後，這位新加坡的留學生拿給我很多他們當地的報紙，我瞭解到新加坡從1964年起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尋找戰爭死難者遺骨活動，1967年更是落成了紀念碑。而這些，在日本的媒體上沒有一絲一毫的報導。我開始反思，作為一名日本人，卻不知道自己國家真實的學英文歷史，這種距離感和間隔感給我的印象很深。

　　還有一次，一個越南留學生拿給我一張日文報紙。廣告上寫道：“在印度支那法語十分普及，我們可以學習法語，跟印度支那人交流。”這位留學生問我，印度支那人之所以會法語是因為曾被法國殖民統治，這是當地人的恥辱。“而你們日本人對殖民語言給當地人造成的影響沒有正確認識，反而如此輕鬆地談論！”這件事讓我明白了，日本在歷史認識上有差距，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也成為我今後工作的動力，我要努力糾正日本在歷史認識上的偏差。

　　劉連仁讓我走上索賠路

　　城市快報：你是怎麼走上支援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之路的？

　　田中宏：是受劉連仁事件的觸動。當年，劉連仁在日本北海道被獵人發現，很多媒體進行了報導。當時，日本政府不承認事實，說劉連仁是偷渡過來的。後來經證實，劉連仁就是二戰時期日本強擄過來的勞工。此事給我的觸動不小，“中國人強制勞工思考會”就是在這個時間創辦的。不久後，我便開始參與花崗勞工對日索賠。

田中宏：這份報告很重要，對中國勞工追究日本政府和企業的責任來說非常寶貴。戰爭結束後，是美國人進行的一系列審判，他們回國時帶走了相關資料。我就想，在美國的檔案館裡會不會有這份報告書？於是，我幾次去美國的檔案館進行調查，雖然都沒找到這份報告，但找到了一份重要的資料，即日本外務省關於寫這份報告的批准書，還有16名調查人員的名單。我們又根據這份名單，一個一個地去找，最後找到了4名調查員，在其中一名調查員的家中找到了《外務省報告書》原件。
　　 城市快報：在中國勞工對日索賠事件中，經常提到日本外務省的報告，其中真實記錄了日本強擄勞工的事實和強擄勞工的官方數位，但這份報告當時被日本政府隱瞞下來，你是如何調查《外務省報告書》下落的？

　　城市快報：在你的履歷中，最重要的一筆就是修改了日本的教科書，把花崗慘案的真實經過寫了進去。那麼，現在的日本國民對這場戰爭瞭解多少？

　　田中宏：肯定是有了解。但瞭解了多少不好說。

　　在日本大學裡講勞工史

　　城市快報：你在日本的大學裡講勞工史時，只用一半時間來講課，另一半請勞工來陳述。為什麼要這樣做？有沒有受到阻礙？

　　田中宏：我認為做學問不只是埋頭研究，應該與社會相聯繫，讓學生直接面對歷史。我存了很多錄影帶，幾乎所有關于勞工問題的電視片我都有，這也是我的課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為圖片比文字更能說明問題。阻礙？倒是沒有遇到過。在日本的大學裡，比較講究做學問的寬鬆氣氛。

　　城市快報：你什麼時候與天津的邵義誠認識的？你怎麼評價這位老人？

　　田中宏：2002年西松案一審時，邵義誠去日本出庭作證，我第一次見到他。在法庭上他很冷靜，雖然可以看出內心的憤怒，但仍十分鎮定並有條理地陳述理由。我認為，他是繼呂學文之後，十分合格的索賠原告。

　　城市快報：那次開庭你以什麼身份出現？

　　田中宏：我是以一橋大學日本亞洲關係史教授的身份出庭作證。此前，我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提綱，大意是日本在二戰過程中的史實、日本應承擔的責任及解決辦法等。在日本，證人如想出庭作證，應首先提交一份證言提綱，法官認可方能出庭作證。我提交的提綱獲得了認可，後來以證人的身份出庭作證，支援了邵義誠等原告的索賠，同時接受原被告雙方的質詢。雖然此案一審敗訴了，但法官認可了我的部分觀點，並寫進了判決書。

　　索賠是幫日本找回自信

　　城市快報：參與對日索賠這麼多年，你得到的關注很多，其中有褒揚也有誤解，你是怎樣面對的呢？

　　田中宏：有人問過我，為什麼要自己花錢做這些事？我想，就把這些錢當作學費吧。在參與的過程中，自己也得到了長進。剛才李良傑老人（一名勞工倖存者，對西松和解進行了批判，認為數額太低）講了一些不同意見，很激動，這讓我瞭解到這場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傷害有多深。

　　城市快報：作為一個日本人，你做這些説明外國人的事，是出於什麼樣的立場呢？

　　田中宏：我希望讓日本端正認識歷史的態度。日本人總說要找回自信，我認為只有正視歷史，才能找回自信。有人說，我説明中國人索賠是出於同情。其實不是，我從沒有認為中國人可憐，我是在説明中國人的過程中，讓日本更加端正的認識歷史。

　　天津的厚重感讓人震撼

　　城市快報：聽說你幾次來天津，對天津什麼印象？

　　田中宏：我到過天津七八次。天津是二戰時期勞工的集散地，在勞工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當初聽一位朋友說，天津有一座抗日烈士紀念碑，我們就一起來參觀。後來，勞工紀念館在天津修建，我們又來過幾次，每次都與勞工有關。天津是一個很有歷史的城市，那種厚重感給我的印象很深，特別是五大道的那些建築。

　　城市快報：如果用一個詞定義你的身份，你更願意用哪個？

　　田中宏：人們在介紹我時，常說我是學者。我認為這個稱呼似乎不大適合我，因為我不願意單獨搞研究，更願意把研究專案直接引到社會中來，推進社會的一些發展和進步。不過，如果從這個角度上說，我還是個學者。

　　人物素描

　　田中宏，1937年生於日本；1960年畢業于東京外國語大學中文系；1963年碩士畢業後，進入一家“關照亞洲留學生”民間公益團體工作10年；2000年任東京龍谷大學教授，主研日本戰後遺留問題。有媒體稱他是最權威的研究戰後遺留問題及外籍人士在日本人權問題的專家之一，間接迫使日本政府于2000年放鬆入籍限制並取消了長達幾十年的外籍人士加入日本籍按手印的不平等要求。

　　在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方面，他于1987年參與創辦“中國人強制勞工思考會”並任會長至今；2001年，他當選“花崗和平友好基金會”委員長，參與了花崗訴訟的全過程並促成其和解，花崗慘案的真實經過被寫進日本教科書；在剛剛和解的西松案中，也有田中宏的身影。
4萬中國勞工被擄

　　從1943年起，至少將近4萬名中國勞工被強擄至日本，分別在三菱、三井、鹿島等35家日本企業的135個場所做苦役。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極為惡劣的勞動條件、超強度的勞動及非人的虐待，使6830名中國勞工死亡，許多勞工身患多種疾病或留下終身殘疾。侵華戰爭結束後，日本政府及相關日本企業並未向被奴役的中國勞工支付工資，更未賠償，只是匆忙地將中國勞工送離日本，一推了之。

　　據瞭解，中國勞工對日索賠先後提起15個訴訟，除花崗案和解外，其他案件均在終審敗訴，西松安野案是在終審敗訴後又和解的。

　　背景資料

　　劉連仁與花崗慘案

　　劉連仁山東人，1944年9月被強擄去日本做苦役，受盡百般淩辱虐待，逃進北海道深山，度過13年茹毛飲血的“野人”生活。1958年，劉連仁被當地人發現，在中國紅十字會等社會團體的説明下回到了離別14年的祖國。1996年，劉連仁毅然狀告日本政府，並三次赴日上庭陳述。2001年7月12日，劉連仁一審勝訴，日本政府被判賠償2000萬日元。誰料在之後的東京高等法院判決中，劉連仁敗訴，此案以遺憾告終。2000年9月，劉連仁去世，享年87歲。

　　花崗慘案位於日本秋田縣北部的花崗，是當時強制中國勞工作業場中的一個，中國勞工每天工作15個小時以上，以橡子面充饑。嚴重的饑餓、勞累加上監工們的打罵摧殘，僅半年就有200多人送命。1945年6月30日晚，700名勞工暴動，打死監工逃往附近山中，警方出動兩萬軍警圍捕槍殺。翌日，餘生的中國勞工全部被俘，暴動慘遭鎮壓。中國勞工被捆綁雙手，跪在鋪著石子的廣場上，三天三夜不給吃喝。幾天之後，廣場上屍體遍地，總共有418名中國勞工喪命。